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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淼
姚建平
祝建華
白維軍
李 靜
本報記者 張偉濤 張 昕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社會救助作為一項保障基本民生、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的兜底性、基礎性制度安排，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新時代新征程，社會救助工作如何擔起新使命、展現新作為？記者就進一步提升社會救助水平，在發展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采訪了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社會救助分會的幾位專家。
記者：面對新時代新要求，如何完善社會救助政策制度體系，使其更好發揮兜底線、穩預期、促公平作用？
張浩淼：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升級，作為新時代“民生七有”的重要內容，“弱有所扶”是我國邁向共同富裕需要補齊的民生短板。為更好發揮社會救助兜底線、穩預期、促公平的作用，應大力推進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圍繞“誰為弱”“扶什么”和“如何扶”三個方面發力。第一，解決“誰為弱”的問題，即需要明確救助客體或救助對象，這是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的出發點。第二，弄清“扶什么”的問題，即明確救助內容，這是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的重點，關系到困難群體可以獲得什么樣的幫扶和救助措施。第三，解決“如何扶”的問題。要明確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中的救助主體和救助方式，這是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的關鍵點，關系到救助內容是否可以形成有效供給，以達到預期的救助效果。
白維軍：應高度重視社會救助政策制度的體系化建設，以綜合、協同的政策制度，滿足群眾多樣化的救助需求。為此，需深入基層充分調研，做好政策的頂層設計，構建內容全面、相互協同的社會救助政策制度體系。
在政策制度體系建設中，除總體上遵循分層分類原則外，具體制度設計時應注意政策的層次性，明確哪些政策重點發揮兜底線功能、哪些政策重點發揮穩預期功能，提高社會救助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社會救助的精準性。
此外，在政策制度設計和實施中，應高度重視政策制度的協調性，讓生活救助制度、專項救助制度以及應急救助制度彼此呼應、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同時，還需在理念上明確，社會救助政策制度不是一個個單獨的政策或制度，而是一個動態的、相互連接的網絡，是一個體系，要通過協調各方救助行為，解決社會救助難題，實現公共利益和社會發展目標。
李靜：可重點關注三個維度：一是救助對象更廣泛更精準。要重點關注相對困難人群，合理劃定相對困難的幫扶人群，盡力做好對象“擴圍”。與此同時，瞄準群眾需要與客觀實際，將需要救助、必須救助、重點救助的困難群眾納入幫扶范圍，杜絕“廣撒網”，進一步提高救助對象的精準性。
二是救助措施更主動更積極。一方面，政府部門要更主動，對陷入困境或面臨嚴重困難風險的個人及家庭早發現、早介入、早救助、早幫扶，實現“人找政策”與“政策找人”相結合；另一方面，對救助對象要更積極，充分發掘其優勢與潛能，尤其是對有勞動能力者，通過政策激勵、物質獎勵與精神鼓勵，為其提供就業培訓與職業指導，幫助其盡快就業，實現由被動受助向積極脫困轉變。
三是救助部門之間聯動協同更密切更高效。要加快構建各方積極參與的大救助格局，既要打通相關部門間的信息壁壘，推進困難群眾個人及其家庭的數據與信息共享及比對，也要實現資源貫通，充分鏈接民政、衛健、殘聯等部門的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在“8+1”社會救助體系框架內，最大限度實現救助幫扶資源的貫通共用；還要實現業務融通，依托大數據平臺，大力推進“一站式、一鍵式”辦理，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
記者：目前，社會救助對象已從低保、特困等人員逐步向所有低收入人口拓展，如何構建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體系，讓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眾？
張浩淼：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關鍵在于不斷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增收能力、生活品質和社會福利水平，為此，需探索加強對低收入人口的常態化救助幫扶工作，讓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眾。
通過聚焦幫扶誰、誰來幫、幫什么和怎么幫四個方面，低收入人口可大體分為特殊困難人口、相對困難人口和其他困難人口，這三類群體恰好與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三大圈層的救助對象精準對應。救助幫扶主體方面應實現“政府主導+多元參與”，救助幫扶措施的功能明確為“保障+發展”，性質應屬于“基礎+特色”，形式應采取“物質+服務”，并通過建立完善主動發現機制、建立需求導向機制和打造智慧救助幫扶機制來確保常態化救助幫扶工作發揮最大效力。
姚建平：第一是適度擴大社會救助覆蓋范圍。加強對城市居民特別是面臨失業風險居民的監測保障；鼓勵低保邊緣家庭申請認定并將其納入監測預警平臺，可以考慮給予獲得認定的低保邊緣家庭少量的現金資助；改革急難型臨時救助，探索面向常住人口的社會救助，建議流動人口比例高的地區可適度放寬急難型臨時救助對象的審批，也可借鑒義務教育、基本公共衛生、住房等領域的做法，采取積分制等方式探索建立面向常住人口的社會救助體系。
第二是適度提高社會救助保障水平。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低保標準應該適當考慮救助對象的發展需求和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進一步規范低保標準調整機制。同時，探索制定社會救助服務標準，充分考慮救助對象的發展需求，通過就業支持、心理關懷等服務供給提升受助者的自我發展能力。
白維軍：首先，要建立低收入人口認定動態調整機制，根據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形勢，及時調整低收入人口認定標準，摸清救助幫扶底數。同時，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潛在幫扶對象的收入和支出情況，在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低收入人口認定標準。
其次，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精準滿足救助對象的救助需求，制定普遍化和個性化相結合的救助幫扶體系，對救助對象的幫扶建立跟蹤管理制度，實時掌握救助對象的生活狀況，通過個人主動上報、群眾監督反饋、大數據跟蹤分析等手段，及時終止對已不符合救助條件對象的救助幫扶。此外，要對新的需要救助幫扶對象進行相應的救助，由此形成一個動態化和常態化相結合的救助幫扶體系。
李 靜：一方面，深入推進分層分類社會救助體系改革創新，對低收入人口進行更為細致、更加精準的差異化幫扶。另一方面，創新低收入人口救助幫扶服務，為其提供更廣泛、更有效、更與時俱進的救助服務。依托大數據平臺，綜合考慮群眾在數智時代面臨的經濟、健康、教育、居住、就業等困難，精準畫像、精準施救、精準幫扶。
記者：面對群眾日益多元的服務需求，如何強化基層工作力量，讓社會救助更有溫度、更有深度，更好滿足困難群眾多層次、差異化的救助需求？
張浩淼：一是推動基層社會救助從政府單一主導向政府與社會力量深度融合轉型，有效整合政府的行政優勢與社會力量的靈活性，提升社會救助成效。二是促進基層社會救助的主客體關系從傳統“單向救助”向“多向互助融入”轉變。傳統的“單向救助”模式遵循自上而下的資源配置邏輯，政府作為主要救助主體，通過行政手段向受助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助者主體性的發揮，缺乏有效的互動與反饋機制。相比之下，“多向互助融入”模式強調多向互動關系，救助客體不再是被動接受幫助的對象，而是主動脫困融入社會的行動主體。三是促進基層社會救助模式從“兜底保障”向“發展支持”轉變，不斷創新救助項目，為困難群眾提供更多元、豐富的服務內容。
白維軍：一是要加強基層社會救助人員的培訓與專業化建設，提升他們在政策理解、服務對象評估、救助執行等方面的專業素養。同時，要建立專業化人才隊伍，吸引更多具有社會工作、心理學、法律等相關專業背景的人才加入社會救助領域。
二是要加強對基層社會救助組織的支持，確保基層單位具備足夠的救助資金和救助設備，滿足社會救助工作需求。同時，推動基層社會救助工作信息化，提升社會救助數據管理、政策執行和問題反饋效率。
三是要加強基層社會救助工作的社會協作能力，鼓勵社會組織、公益機構、志愿者等社會力量參與基層社會救助工作。建立地方政府、社區、社會組織等多方協同機制，共同解決基層社會救助中的實際問題。同時，鼓勵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多關注低收入群體，尤其是在就業、技能培訓等領域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幫助。
四是要鼓勵基層探索創新適合本地特點的社會救助工作模式，更加靈活地滿足個性化需求。同時，積極鼓勵社區志愿者參與社會救助，通過鄰里互助、志愿服務等形式，實現社區自我幫扶，形成社會救助的良性循環。
五是要強化激勵機制，為基層社會救助工作人員提供合理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提高其工作積極性和服務質量。
祝建華：補齊基層社會救助服務隊伍建設存在的短板、強化基層社會救助工作力量，是實現社會救助“保基本、防風險與促發展”目標，促進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建議可以從整體性、韌性、敏捷性建設三個方面進一步加強基層社會救助工作力量。
第一，強化整體性建設，破除體制機制瓶頸，實現多元力量共建。基層社會救助服務隊伍建設要遵循整體性治理的原則，實現上下聯動、部門合作、社會參與、區域共建，讓相關部門和社會力量在救助功能發揮上真正實現結構性重組。同時，積極鼓勵引導救助對象參與“眾幫共助”。
第二，推進韌性建設，改善發展環境，提升基層社會救助服務隊伍的專業素質。基層社會救助服務隊伍應構建起具備一定規模且結構合理的有機整體，實現人員配備、專業分工、信息共享、協同作業的優化整合。此外，在強化整體結構韌性的同時重視個體韌性建設，通過優化工作流程、提供專業培訓、合理分配任務、改善工作環境等方式，提升基層社會救助從業人員的工作效率與職業成就感。
第三，重視敏捷性建設，解決技術困境，增強數字化治理能力。針對基層社會救助服務隊伍，尤其是村（居）干部數字化基礎薄弱的問題，要開展專項的數字化工具及信息系統操作培訓，加大村（居）數字化基礎設施投入，打造良好的數字化工作環境。
李靜：面對群眾日益多元的服務需求，必須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政牽頭、部門協作、社會參與的社會救助新格局，充分發揮多元主體作用。
一是發揮“五社聯動”的補充作用。充分發揮社區在鏈接救助資源、社會組織在專業服務人員的組織及救助項目的設計與實施、社會工作者在專業救助幫扶服務供給、社區志愿者在救助人力資源補充、社會慈善在救助資金與救助項目等方面的優勢，最大程度地拓展社會救助人員、資金、項目、信息、技術等方面資源，共同投入社會救助工作。
二是發揮第三次分配對社會救助的支持作用。隨著救助對象由低保、特困等人員逐步向所有低收入人口拓展，救助對象范圍不斷擴大，救助資金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必須充分發揮公益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方式對社會救助的支持作用，通過慈善募捐、公益資助等多種方式增加救助資金。在募捐過程中，既要堅持“主體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效果導向”的募捐內容多層化，還要堅持“重要節日+日常生活”的時間多極化，又要堅持“專職+普通民眾+志愿隊伍”的募捐主體多元化。
記者：在保障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如何提升社會救助標準化、數智化、法治化水平，讓困難群眾得到更加高效、更有尊嚴的救助服務？
張浩淼：要提升社會救助標準化水平，需要在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支撐下，大力推進社會救助數字化轉型和智慧救助建設。
一是應以數據搜集為始端，實現困難群眾家庭狀況、經濟收入、基本需求等多元數據資源集成，構建完備的低收入人口基礎數據庫。
二是應以數據共享為驅動，構建跨層級、跨業務、跨部門、跨地區的數據開放與共享平臺，為信息擴充、信息比對、信息規整提供助力。
三是應以精準畫像為核心，對各類數據進行整合，從家庭結構、人員信息、身份標識、收入情況、財產情況、支出情況等維度對困難群眾開展精準畫像與科學分類。
四是應以動態監測為補充，在確保數據全面精準、更新及時的基礎上，常態化開展救助對象信息核查比對和動態監管，及時發現存在致困風險的人員，增強風險信息監測處置能力。
白維軍：社會救助數智化就是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提升社會救助工作的精準性、效率性和可持續性。為此，一是推動大數據在社會救助中的應用，建立一個綜合性數據平臺，涵蓋各類社會救助項目、救助對象、政策執行等信息，實現社會救助數據的統一管理與實時監控。通過對大數據進行分析，預測潛在的救助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精準救助。
二是實現智能化審批與服務。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建立智能審批系統，自動化處理社會救助的申請、審核、評估等，提高審批效率；通過開發在線申請、咨詢、反饋等平臺，讓低收入群體能夠更便捷地獲取救助服務。
三是利用區塊鏈技術提高社會救助的透明度與安全性。通過區塊鏈技術確保社會救助資金和資源的使用過程透明、可追溯；利用區塊鏈技術對低收入群體的個人信息、申請記錄、資助歷史等進行加密保護，確保數據安全，防止個人信息泄露。
四是加強人工智能與社會救助的結合。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分析海量救助數據，幫助決策者提升決策精準性。
李 靜：進入數智時代，必須加快實現智慧救助，建好并完善“一網一庫一平臺”，進而實現敏捷救助、精準救助、高效救助。具體而言，一是“網”要更安全。必須徹底消除相關部門間的信息孤島與政策壁壘，真正實現信息共享、資源共用、服務共給、責任共擔，積極構建“大救助、大協作、大聯動”的分層分類救助體系，織密織牢民生保障安全網。
二是“庫”要更健全。加強全國一體化核對網絡建設，進一步擴大低收入人口核對范圍，提升數據核對質效，為健全社會救助信息資源庫奠定基礎。
三是“平臺”要更全面。要拓展全國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信息平臺功能，推動信息共享。同時，將其打造成兼具信息、資源、服務、評價等功能的復合平臺，以及全鏈條、全流程、全方位、全域性的綜合平臺，并基于準確而全面的數據建立對象清單、需求清單、資源清單、服務清單、問題清單、項目清單，依托平臺實現救助幫扶供需精準對接。
祝建華：社會救助標準化、數智化與法治化是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也是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讓困難群眾得到更加高效、更有尊嚴的救助服務的核心和關鍵。
首先，社會救助標準化是構建精準、高效、智慧、溫暖的社會救助體系的核心，要構建起一套全面且精準的標準體系。一方面，救助對象認定標準要分層分類，高度細化與精準；另一方面，在救助保障上也要有精確的標準，需要通過“兜底保障+服務賦能+監測預警”三種類型標準，實現社會救助“保基本+促發展+防風險”三個功能層次的分層分類、梯度遞進。在救助標準體系的指引下，實現救助對象需求與救助資源供給之間的有效鏈接，進一步回答社會救助體系運行過程中“誰該幫”“誰來幫”“幫什么”“幫到哪”“幫得怎么樣”這幾個關鍵問題。
其次，社會救助數智化是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要充分發揮全國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信息平臺的作用，通過整合多部門數據，對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就業、醫療等情況進行動態監測，實現從被動救助向主動預防轉變。同時，通過人工智能實現精準救助、需求多維評估和救助資源有效鏈接，提升社會救助工作的整體效果與智慧化水平。
最后，社會救助法治化是筑牢困難群眾長效保障的根基。社會救助立法是法治化的核心體現，完備的社會救助法律體系為整個救助工作提供明確的行為準則。在這一過程中，要充分考慮數智化發展帶來的新變化，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社會救助中的應用提供法律保障，規范數據收集、使用與安全管理，確保數智化救助在合法合規的軌道上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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