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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編者按
201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迎來了4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40年眾志成城，攻堅克難，40年真抓實干，春風化雨，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重大進展和突破，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一條正確之路，是強國富民之路。
本報推出“我與改革開放”專欄，通過分享民政人參與改革、真誠奉獻、推動發展的奮斗故事，和讀者共同走進故事的背后，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民政領域的深化改革步伐和寶貴經驗，錨定初心，砥礪前行。
本期目錄
我所經歷的社區治理改革
回望兒童福利院的40年 每一點變化都值得銘記
親歷平度市城鎮道路命名更名工作
見證泉州市專業社會工作融入救助管理的發展歷程
用愛筑起未成年人保護的港灣
我所經歷的社區治理改革
張軍秀
2016年8月，我到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城市社區建設處，開始參與社區治理事業，到現在整整兩年了。這兩年，對于我個人而言，是從基層回到部機關打基礎的關鍵兩年；對于我國的社區治理事業而言，也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年。兩年來，我積極投身到社區治理工作中去，收獲了業務知識，增進了工作技能，更磨煉了心性品格；兩年來，我見證著社區治理被納入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在頂層設計、手段創新、人才隊伍、工作方法、宗旨導向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突破，社區治理在民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也越來越凸顯。
全面領會了社區治理領域中央文件出臺的嚴謹性和戰略意義
2016年8月—2017年8月，政權司城市處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短短一年里，我們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完成了全流程工作：征求專家學者意見，多次征求涉及社區治理業務的近40個中央部門意見，報中央改革辦、國辦、中辦審批，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申請文件公開發布，協調宣傳部門和中央媒體做好宣傳解讀，組織編寫《意見》輔導讀本，印發民政部內和民政系統學習宣傳貫徹《意見》的通知，舉辦全國性學習貫徹《意見》專題培訓班等。初入中央機關的我有幸參與了以上每一個環節，在與各部門的溝通協調中體會到形成社區治理合力的重要性，在對照中央意見修改文件的過程中更好地領會了中央精神，在牽頭協調部內各司局貫徹《意見》的過程中，更準確地把握了《意見》落實的重點難點。
2017年8月以來，部里指導各地陸續出臺了貫徹落實《意見》的具體實施意見，處里安排我負責收集各地實施意見文本。借此機會，我學習了解到各省實施意見中對中央文件的依循與發展，有的地區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程度加大經費投入，有的地區在工作方法上突出地域特色，有的地區根據本地需求優先發展某項具體工作。在學習各省實施意見以及與各省民政廳政權處對接的過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各地社區治理事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切身體會到部里推進工作時，須在縮小地區差距的同時注意尊重差異性，不斷思考如何更好發揮先進地區的典型引路作用，特別是要優先下大力氣研究解決許多地區都集中反映的共性問題。出臺文件不易，落實文件更不易，在《意見》這個綱領性文件指引下，各地社區治理事業正在蓬勃推進，我們和各地的同仁們還要一直保持常抓不懈的工作作風，才能充分把握《意見》被納入中央決策部署的歷史性機遇，推動我國社區治理水平再上新臺階。
切實體會到社區治理領域各項變革取得的新突破
一是更加注重完善頂層設計。完善中央層面社區治理議事協調機制、形成社區治理合力，是《意見》明確的一項任務。目前部里正在積極推動這項工作，同時繼續注重發揮好現有全國社區建設部際聯席會議的作用。2015年以來，中央層面相繼印發了關于農村社區建設試點、社區協商、社區減負增效、社區服務體系建設“十三五”規劃、鄉鎮政府服務能力建設、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特別法人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賦碼、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等工作的指導意見，以《意見》為核心的中央層面社區治理政策體系逐步健全，為各地推進社區治理事業提供了全面的指引。
二是更加注重凸顯創新導向。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建設工作，相繼完成了第二批、第三批實驗區的結項驗收，目前正在啟動新實驗區認定；全國農村社區治理創新實驗區及全國街道服務管理創新實驗區建設工作也正式起步并逐步推開。各項實驗區建設工作，成為激發各地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創新的有力抓手。
三是更加注重隊伍建設。2018年，首屆全國社區工作大講堂在中國第一個居民委員會誕生地——杭州市成功舉辦，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社區工作者代表有了當面交流經驗、取長補短的平臺。在部里的支持下，全國社區工作大講堂成為一項推進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長期機制。
四是更加注重工作方法總結提煉。2017年，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三個如何”重要指示和民政部部長黃樹賢在福州考察時的指示精神，部里指導福建省民政廳開展了軍門社區工作法總結提煉工作，并在此基礎上于2018年3月印發了推廣軍門社區工作法和開展優秀社區工作法征集展示活動的通知，要求各地以軍門社區工作法為示范，總結提煉本地區社區治理優秀方法。征集展示活動的蓬勃開展，對于各地加強互學互鑒，提升社區治理工作的系統性、操作性、規律性具有顯著成效。
五是更加注重圍繞便民利民宗旨。為切實解決“社區萬能章”問題，方便居民群眾辦事創業，作為民政部落實國務院“放管服”改革的一項重點舉措，我們正在著力研究起草《關于改進和規范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證明工作的指導意見》，爭取推動這項便民利民政策盡早出臺。
親身感受到社區治理在民政事業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
與民政部其他業務司局相比，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有其特殊性：其他業務司局可以說是指導本系統“條”的工作，政權司則是面向街道（鄉鎮）和城鄉社區的“塊”的工作。這一特殊性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可以成為民政其他業務工作不可替代的平臺和紐帶：街道（鄉鎮）服務能力強了，城鄉社區服務居民水平提升了，社會救助、養老服務、困境兒童保障、“三留守”人員服務等民政工作就能上一個大臺階。黃樹賢部長2018年3月在北京市東城區調研時明確提出要把社區治理擺在民政工作更加重要位置；部里全員參與的加強基層民政工作蹲點調研，將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工作作為蹲點調研重要主題；2018年部長專題會議兩次專題研究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工作，并將《意見》列入部黨組理論中心組學習內容……親身感受到社區治理在民政事業中的地位提升，大大激勵了我們繼續不忘初心，懷著熱忱投身到這項既富有挑戰性、也能收獲成就感的事業中去，為開創新時代社區治理等民政工作新局面貢獻我們的青春力量。我們相信，《意見》中所指引的“和諧有序、綠色文明、創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園，就在前方。
（作者單位：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
回望兒童福利院的40年 每一點變化都值得銘記
丁雯雯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陽的光輝，一個地方可以體現一個國家的風貌。杭州市兒童福利院在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騰飛，春風化雨的政策滋潤下，越辦越好。
40年里，機構設施日趨完善
杭州市兒童福利院前身是法國人創辦的“仁慈堂育嬰院”，創辦于1869年。1951年7月，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杭州市分會接辦了仁慈堂育嬰院，改名為杭州市人民保育院二部。1959年10月，改名為杭州市兒童福利院。建院后三易其址，2008年6月，遷至西溪路850號（現址）。1990年經市編委、市教委批準，杭州市兒童福利院在全國兒童福利機構中率先創辦特殊教育學校——杭州市新苗學校。2016年4月，經市編委辦批準，市兒童福利院增掛“杭州市兒童福利指導中心”牌子，服務對象從機構內的孤殘兒童擴大到全市的困境兒童，服務職能逐步向全市兒童福利相關業務指導、政策研究、制度完善和落實拓展。全院內設養護中心、生活中心、助康中心、教育中心、膳食中心等12幢兒童用房，還配備多功能操場、標準塑膠跑道，是全省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備，集兒童撫育保健、康復訓練、文化教育、娛樂休閑于一體的兒童福利機構。
40年里，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我們來比一比誰在規定的時間疊的尿布最多。”這是2008年每天中午時分，工作人員的必備工作，將兩片棉布迅速疊成一個完美的尿布，儲備好。為了防止孩子們紅屁股，工作人員每半個小時就要巡查一遍，看到尿布濕了，就立馬更換上新的。而現在，所有大小便不能自理的孩子，都使用上了尿不濕。自2010年民政部、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下發孤兒基本生活費的通知》以來，杭州市主城區福利機構孤兒基本生活費標準已經由2010年的1180元上調至2018年的2545元，上調幅度為116%，國家從經費層面上保障了孤殘兒童們的生活水平。此外，還有諸多愛心人士不定期為福利院孤殘兒童捐款捐物、奉獻愛心，孩子們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質的飛躍。
40年里，服務工作日趨專業
杭州市兒童福利院以“面向全體、突出個體”為目標，構建起了“1+4”大服務格局，由社工科牽頭，成立由社工、心理咨詢師、護士等專技人員組成的社工小組，為全市困境兒童提供分層分類服務，推動院內社工“養康教治”服務流程整體性重塑，形成資源合力，實現精準服務。今年還依托院內“心芽兒夢工廠”大齡兒童職業技能訓練中心成立全市關愛困境兒童融合教育基地，為全市困境兒童提供烘焙、洗車、紙藝、園藝、非洲鼓等融合課程。引入資源，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聯合春暉博愛等兒童救助公益基金會項目，為孩子們提供專業的康復、教育服務。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自豪，兒童福利事業的每一次推進，都值得每一個兒童福利院人銘記。但40年，彈指一揮間，不能停滯不前；40年，我們頭腦更加清醒、目標更加清晰、步伐更加堅定，時光正好，太陽正紅，改革依然在路上。
（作者單位：浙江省杭州市兒童福利院）
親歷平度市城鎮道路命名更名工作
李林寶
城鎮道路的命名，是一個城鎮文化形象、歷史與未來的綜合體現，是一個城鎮的名片，是一種特殊的資源，是一種無形的生產力，可以塑造一個城市良好的外在形象，充分體現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內涵。在我從事地名工作的3年里，經常有人問我，山東省平度市的城區道路命名是否有規律可循，為何那么多的鎮都有文化路，甚至外地來的朋友對我們的道路命名也提出過類似疑問。諸如黃侯路和崔侯路，是以兩個村莊的首字來命名的；電站路和工業路，是以旁邊的單位或建筑命名的；新區大道則是建設工業新區時的道路命名。由于歷史原因，道路名稱存在不標準、不規范等問題。
自2015年開始，我有幸參與了平度市道路命名的調研工作，截至2017年，大批量的道路命名、更名的工作接連開展，較好地解決了一系列的道路名稱問題。據統計，2015—2017年全市共計命名道路186條，更名道路39條，注銷道路12條，調整起止點的道路15條，投入更名道路經費500余萬元。僅2017年，就一次命名更名143條城鎮道路，此次道路命名、更名是平度市道路命名、更名歷史上最多的一次，也是最成功和最徹底的一次。
此次城鎮143條道路的命名、更名工作，歷時一年。先后經過3個月的實地調研，勘察道路100余條，走訪村莊、小區和企業200余家；經過長達3個半月的調查論證，先后數十次在《今日平度》和政務網站登載建議、意見的公告，征求并采納社會各界和市直單位意見、建議10余個；市政府常務會議研究通過前，先后做出課件8個，全面征求了市委、人大和政協的意見，修改會議研究稿10余次；市政府通告印發后，市民政局印發道路標志設置通報8期，經過6個月的努力，全面督導各鎮設置道路標志牌136塊、城建局設置182塊、公安局設置各種樓門牌14000余個、換發身份證13846個、戶口簿6210本。目前，已較好地完成已建道路的命名和更名工作，為平度市的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內外環境。
經過了這次道路命名和更名，較好地解決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主要解決了“有路無名”“非標準地名”和由公路名稱向城市道路名稱轉化的問題。二是重點解決了已命名道路“同名同音”和不符合城鎮規劃及時代發展需要的問題。三是解決了地名命名工作中存在的先建后命名、邊建邊命名、命名滯后和配套工作不協調、不到位的問題，進一步規范了命名、更名程序，明確了道路命名、更名成員單位的具體職責等，更好地體現了道路名稱的層次化、序列化、規范化、標準化和科學化的要求，使各個區域的路名群形成鮮明的系列性和條理性，體現了道路所在區域的功能定位。
本次平度市城鎮道路命名更名工作立足于提高平度城鎮知名度，實現了街有街標、路有路牌、門有門號、好認好找的目標，進一步提高了平度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為加快推進平度市中小城市改革和省級文明城市的創建，增添強大的內部動力。
（作者單位：山東省平度市民政局）
見證泉州市專業社會工作融入救助管理的發展歷程
李耀中
2008年，首次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在全國范圍內舉行，2014年，民政部首次在全國開展社工日主題宣傳活動，專業社會工作被越來越多人所認知，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2013年，福建省泉州市救助管理站開始在救助管理工作中，探索以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項目購買為主的社會救助領域的政府購買服務工作，先后在街頭流浪乞討人員外展服務、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護等工作領域，引入專業社工組織的社會工作服務。其中，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社工外展服務項目從2013年至今，已連續開展近六年。筆者作為一名基層救助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有幸全程見證了專業社會工作融入救助管理，從初步探索到逐步完善的過程。
社會工作融入救助管理，來源于堅強有力的政策支撐。近年來，《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關于印發<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的通知》《關于做好事業單位政府購買服務改革工作的意見》等來自頂層的政策措施相繼出臺，明確政府部門作為購買主體，可以向社會工作機構等社會組織購買社會工作服務，之后，省級以及地市也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配套出臺了相關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融入到民政事業當中。
社會工作融入救助管理，來源于敢闖敢拼的摸索創新。2013年，泉州地區的社會工作方興未艾，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屈指可數，在救助管理工作中引入由社工機構提供的社會工作服務，放眼全國，更是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兩任站長前仆后繼、大膽摸索，在救助管理社工服務的服務內容、形式等方面，不斷推陳出新、走向深入，在購買社工服務的采購流程、服務過程管理與考核評估等方面，也逐步走向規范化。
社會工作融入救助管理，來源于為民愛民的責任擔當。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項兜底性工作，所服務的對象，都是社會最弱勢的群體。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充分貫徹落實“民政為民、民政愛民”的工作理念，履行為民愛民的責任擔當，通過在街頭救助中引入專業社會工作方法，對街頭流浪乞討人員開展巡查救助服務；通過對街頭及站內流浪乞討人員建立檔案，開展個案工作，幫助有需求的流浪乞討人員調整改變認知、糾正行為偏差，構建社會支持系統，幫助他們回歸社會；通過社區工作，組建志愿者隊伍，加強宣傳力度等，聯動多方社會力量，引導他們多渠道參與救助管理工作。專業社會工作的融入，大大延伸和拓展了傳統救助管理服務內容，促進了救助管理服務水平的提升。
將近六年的社會工作服務，“救助站、社工、社區、志愿者”四位一體的救助模式和“三工（社工、義工、環衛工）一體”的聯動模式初步建立，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組織和民眾參與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服務體系基本形成；將近六年的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累計建立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檔案450份，個案輔導86個，開展外展服務670次，勸導和探訪746人次；建立校園志愿者團隊4支、社會志愿者團隊1支、環衛工志愿者隊伍2支，成立1個救助志愿者微信群，參與項目的志愿者共計676人次；策劃開展60場主題宣傳活動；鏈接4家愛心商家、7個愛心單位為流浪乞討人員提供義務服務，鏈接9家愛心企業為流浪乞討人員提供就業機會；2016年12月還出版了《社會救助服務研究》書籍，對社會組織介入城市街頭流浪乞討人員社會救助服務進行實踐總結；將近六年的社會工作服務，泉州市救助管理站由剛開始對項目的自行考核評估到引入第三方考核評估機構進行專業評估，并在對項目的過程管理中開設“社工課堂”，引入救助管理機構自己的社會工作督導。
新時代，新藍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號角已經吹響，作為基層民政人，我深感責任重大，責無旁貸。
(作者單位：福建省泉州市救助管理站）
用愛筑起未成年人保護的港灣
楊 珺
屈指一數，我從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已近十年，十年來有多少辛酸勞苦，就有多少甜蜜滿足，曾經的經歷刻在腦海，看到被救助的孩子們可以很好地融入社會幸福地生活時，過去的所有艱辛都煙消云散。
記得2013年4月，民政部在全國20個城市開展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工作，陜西省寶雞市被定為首批試點城市之一。試點工作對于救助站未成年人保護中心而言，切入點在哪里？試點工作如何開展等等，成為一個新的課題，也是一種新的挑戰。
為了做好試點工作，我開始通過流浪兒童的數據分析為什么流浪兒童少了？深入山區走訪調研，認真分析未成年人受傷害的原因與形成過程。
在大量的入戶走訪下鄉調研后，我發現在鄉村存在監護缺失、監護不足的現象，導致了未成年人在成長中遭受高風險。按照以往的工作做法，只要孩子沒有形成流浪的客觀存在，我們就可以不予救助保護。實際的工作經驗告訴我，此類孩子就是流浪的潛在兒童，也是遭受傷害的高風險兒童，我們不能等流浪成為事實，再開展救助保護。經過認真的研究分析商榷，我們將監護嚴重缺失的兒童作為此次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工作的對象。
很快，小洋洋（化名）進入我們的視野。一個八歲的女孩，母親在她六歲時，因為吸食大量的毒品去世，父親也因吸毒只剩半條命，由于吸毒綜合征并發，一條腿已經被截肢，生活無法自理。小洋洋每天放學回家還要給她和爸爸做飯，很難想象一個還沒有鍋臺高的八歲孩子要怎樣去完成。當我們走訪小洋洋家，一進門一股濃烈的臭味撲面而來，其父一條腿支撐著半面身子斜躺在床上，灰暗的臉色毫無表情，瘦骨嶙峋，如果不是他偶爾轉動眼珠，很難看出他還活著。面對這樣的家庭環境，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立刻將小洋洋進行隔離，把孩子帶走，小洋洋生存在這種不利于成長的環境中，因為監護的缺失已經出現過逃學的事件。社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父親的“朋友”也經常來家里，當著孩子的面吸毒，嚴重影響了小洋洋的身心健康。然而要將小洋洋帶離，我們存在太多的困難。當時，《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若干問題的意見》尚未出臺，小洋洋的父親還是監護人，監護人不允許誰也無法將孩子帶離。面對種種困難，我們與小洋洋的父親不斷地溝通，最終在街辦、社區、鄰居的幫助下，依據當時的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合同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成功地將小洋洋臨時庇護轉學，并與他父親簽訂了“部分監護權委托轉移”協議，終于將小洋洋接到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生活。
在那里，社工、心理老師、生活老師，每個人對小洋洋都付出了很多的愛。孩子從小生活在單親家庭或監護缺失的家庭中，沒有良好的行為習慣，更不要說學習習慣，不完成作業和抄作業等情況，都是常有的事兒。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兩年多的關愛與陪伴，小洋洋進步很大，能自覺地完成作業，還能主動幫助老師打掃衛生，主動問候老師，行為習慣一點點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在大年初三早上，社區工作人員打電話告知小洋洋的父親已經去世，為了讓小洋洋有個好的歸宿，我們開始積極聯系社區、街辦的工作人員，讓他們幫助孩子找一個收養的家庭。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孩子成功地被收養，從此開始新的生活。
諸如此類監護缺失的孩子，我們幫助了很多，去年，他們陸陸續續地走入了社會，很好地融入了社會，有的回歸了家庭。今年8月20日，這些曾經被我們救助幫扶過的孩子從各地回到中心看望老師們，那一刻，幸福感無以言表。
看到孩子們有了好的歸宿，心里感到非常欣慰，也有了成就感。我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驕傲，為及時保護了這些監護缺失的孩子而感到欣慰。2015年，國家出臺了《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若干問題的意見》，監護權可以依法撤銷了，這給那些在成長中遭遇不幸的孩子們提供了有力保障。
接觸類似小洋洋和“部分監護權委托轉移”的案例越多，我越感受到，作為一個未成年人保護機構，應當多做事前的預防保護，作為一個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的老師，應該加強自身的學習，以自身的修養魅力，去幫助這些未成年人，起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育人境界。
（作者單位：陜西省寶雞市救助管理站）
刊載于《中國社會報》2018年10月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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