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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本報記者 周冉冉
來到寧夏兒童福利院采訪，第一個跟記者打招呼的，不是院長，不是工作人員，是一個福利院的孩子。個頭不高的小姑娘，趴在二樓的圍欄邊，剛剛能露出一個小腦袋。她高高舉起手擺了擺，熱情招呼著：“嗨!你好!”也不等得到回應，就羞澀一笑，跑開了。
如若不是看到了門口標志牌，很難相信這是一家位于西部省份的兒童福利院。綠意盎然的庭院中，掩映著一座具有設計感的四層建筑，室外布置著兒童活動設施和裝飾物，活潑而洋氣。
這個福利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兒童福利院=醫院+學校+康復中心
當然有。
自1996年建院，經過20多年的發展變遷，這里成為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兒童福利工作的一個縮影——從最初的單純養育照料，轉變為如今養育、醫療、康復、教育齊頭并進;從簡單粗放轉變為專業化管理模式;從滿足兒童生存需求轉變為成長發展需求。
如今這里的每一層，都承載著不同的功能——一樓像醫院，二樓像幼兒園，三樓像學校。與之相對應的，執業醫師、職業教師、職業康復師也在這家兒童福利院中配備齊全。
杜勇是寧夏兒童福利院的院長，被孩子們親切地稱為“杜爸爸”。
“雖非親骨肉，依然父母心。”這10個鐫刻在福利院大廳墻面上的字，成了這位“杜爸爸”最常念叨起的話。“‘爸爸媽媽’是一個崇高的稱呼，如果不符合孩子的期待，他們不會這樣稱呼我們。”
因此，“養治康教”服務體系應運而生。
“最基本的便是養育單元，如何保障兒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看似日常的生活照料，實際需要專業供給。”在杜勇的介紹中，基礎養育便要求很高的專業性，而其他幾項內容更甚。
“兒童醫療是兒童福利院里特別重要的一個部門，它意味著生命的守護。因此，我們打造了一支60人的專業醫療團隊，14名執業醫師，30多名執業護士，16名職業康復師，甚至還有藥劑師，這讓我們能夠第一時間發現病殘孩子的醫療需求，及時進行診斷治療。”
對兒童的照料不局限于對生命權的保障，更進一步延伸至成長、發展中，教育是第一步。
“我們的教育體系，一方面是正常教育，讓能夠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孩子回歸社區;另一方面，是保障病殘兒童的特殊教育。”福利院的孩子由于年齡的差異、智力差異等方面原因，每個人需求都不同，甚至差異還特別大。
30名職業教師組成的特殊教育團隊，專門應對這種個體化的差異性。
19歲的聰聰(化名)患有先天矮小癥，從小在福利院長大，然而性格開朗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如今，她每天按時走進特教部技能室，教孩子們十字繡、串珠，都說腦癱孩子手眼協調能力差，教會手工制作非常難，她就憑著耐心和技巧，兩個月內教會了一個孩子，成了特教老師。
杜勇說：“特殊教育就是補償教育，補償一些他們缺失的功能與情感體驗。養育教育康復的一體化服務，就是把兒童的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只要一睜眼睛，就應該蘊含著教育。”
兒童福利院在滿足機構內孤殘兒童醫療、康復教育需要的同時，還將專業服務拓展到了貧困家庭殘障兒童，他們聚焦脫貧攻堅，先后為240多名貧困家庭兒童提供免費康復救治，并對家長開展“母親康教培訓”計劃。真正實現“康復一個孩子，解困一個家庭”的目標。
社工們知道，孩子從哪來，最終要到哪去
省級建制的兒童福利院，這在全國不多見。除了要收養、收治銀川市的孤殘兒童，寧夏兒童福利院還承擔著自治區各地市兒童福利機構的培訓指導、社區困難家庭殘障兒童的醫療康復等職能，如今已逐步發展為集嬰幼兒醫療護理、兒童養育照料、康復教育、技能培訓、家庭寄養服務指導、棄嬰庇護、兒童權益保護及社區殘障兒童服務于一體的多功能、專業化兒童福利資源中心。
覆蓋面廣，承接項目多，孩子的情況也更復雜。福利院有了專業化“養治康教”團隊作支撐，引入專業社工，將各項服務內容串聯起來，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一個孩子來到院里，第一個接觸的就是社工，社工會像在醫院會診一樣，遵循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對孩子進行綜合評估，為他制訂醫療與康復計劃，選擇適宜的教育方式，評估適合國內外收養、家庭寄養或是機構內養育。” 杜勇介紹道。“從孩子到院后由一名社工接案，到這個孩子以不同情形離院為結案，社工全程跟進，他們就是孩子的代言人，是院里最知道孩子情況的人。或者我們可以說，社工就是擁有社會屬性的醫生。”
銳銳(化名)來到福利院時只有兩歲，因為母親被強制隔離戒毒成了孤兒。為了建立母子之間的聯系，社工經常去戒毒所，把孩子在福利院的生活情況拍成視頻帶給母親，再將母親的期望和叮嚀用同樣的方式傳遞給孩子，讓孩子始終感受到母親的關愛。銳銳齲齒嚴重需要做矯正手術，社工便去戒毒所征求其媽媽的意見。如今，4歲多的銳銳上了幼兒園，社工每天早晨送過去，晚上接回來，孩子與社工阿姨建立了深深的情感紐帶。
作為全國首批“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示范單位”和全國“兒童福利機構社會工作項目”示范單位，目前福利院擁有持證社工28人，專職社工9人，分包260多名孩子的個案服務。從入院登記、綜合評估、制訂計劃，到落實計劃、跟進服務，社工既是協調者，也是管理者，更是服務者。
撒下“一片孩子”，收獲一群“朝陽群眾”
“社區里有人打孩子，被‘朝陽群眾’舉報了。”這樁烏龍案，還得從一個不平凡的社區說起。
距離銀川市區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永寧縣惠豐村，就是寧夏遠近聞名的孤殘兒童家庭寄養第一村，這里有寄養家庭56戶，100多名孤殘兒童在社區里有了家。
“這一片撒出去，都是我們福利院的孩子，特別是那些孤殘孩子，大嬸大媽們盯得可緊了。前段時間小區里有人打孩子，被人拍了視頻舉報，后來我們翻查監控，才知道打的是自家孩子。”講起這事，杜勇還是滿臉欣慰，“我們的孩子，無形中被社區居民保護起來，這是‘朝陽群眾’的力量。”
“家庭是最適合孩子的成長環境，那些有情感需求，輕度、中度殘疾的孩子，比如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唐寶寶’們，最適合家庭寄養。”
正是出于這樣的目的，2001年寧夏兒童福利院在永寧縣惠豐村建立了家庭寄養點。
18年來，這個小村莊見證了家庭寄養模式從粗放到精細的轉變，見證了對兒童照料服務形式的多樣化發展，見證了329名孤殘兒童被106戶家庭寄養。同時，該村也在城市化進程的大環境中發生巨大變化——2010年，惠豐村從農村變成了城市。
田間地頭小庭院變成了現代化的高層建筑，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成了“一夜暴富”的“拆遷戶”。
寄養家庭富裕了，福利院的“杜爸爸”卻著實愁得幾宿沒睡好覺：我的孩子們可怎么辦呢?
他把擔憂拐彎抹角地跟寄養家庭提出來。“你們都有錢了，還養我們的孩子么?要不我把孩子帶回去吧。”寄養媽媽下意識地一把摟過身邊的孩子，藏在身后，緊張又激動地說：“那可不行，孩子我們要養的!”
數年來在孩子與家庭之間建立的情感紐帶，將原本毫無關系的兩群人緊緊纏繞在一起，而這樣集中在一個社區的寄養方式，在居民之間營造了爭相“養娃”、互相監督的良好氛圍，形成了以社區為依托，以困境兒童為中心，以寄養家庭為主體，專業化介入、規范化管理、親情化撫育、社會化融合的新時代寧夏家庭寄養服務新模式。
如今，社區里建起了家庭寄養服務中心，它就像寧夏兒童福利院的社區分院，醫療、康復、教育等服務同樣延伸于此;又像社區里的特殊兒童幼兒園，沒法去普通學校的孩子們每天都要定點來這里“打卡”，學習、治療、康復，而寄養家庭的媽媽們也經過培訓，成了服務中心的助教。
見到錢大姐的時候，她正帶著幾個孩子玩拼圖，其中也有她的“兒子”。
“我自己的兒女都成年了，在外地打工。看別人家養了娃娃挺好的，我就也想養一個。”很快，家里住進了8歲的“兒子”和1歲的“女兒”，“特別開心，兩個活蹦亂跳的開心果。”就這樣，兩個孩子在錢大姐家住了4年。
前幾天，5歲的“女兒”被領養走了，“家里一下就空了，看見孩子的東西，挺難過。”錢大姐的眼眶突然就盈滿了淚水，她迅速眨了幾下，又低頭微笑著看孩子拼拼圖。
結束采訪時已近黃昏，離開的路上，一個孩子左手拉著“爸爸”，右手拉著“媽媽”，蹦蹦跳跳向前走著。太陽快要落山，照在這一家人身上，拉出三道長長的影子。記者認出那正是在福利院中做康復的孩子，然而這會兒再看，卻能看到幸福的“三口之家”，正一步步走向希望。
(來源：中國社會報20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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