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周 亮 張 昕
在湖北省武漢市救助管理站,每年有1.3萬到1.6萬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入站接受救助。在這些人中,有一部分因精神錯亂、智力障礙,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而成為長期滯留人員。找不到家的方向,剪斷了親友的聯系,遺失了曾經的記憶,這些“無名氏”在茫茫人海中迷了路。
而該站男服務區工作人員、33歲的李升,成為了他們迷途歸家的引路人。工作11年,他憑著縝密細致的思考、干事創業的勁頭、愛崗敬業的精神,幫助100余名“無名氏”重新找回身份,牽引他們踏上與親人團聚的路。
將心比心,真情打動受助對象
“救助對象也是人,是他們母親身上掉下的肉。所以,你在工作中要將心比心,善待他們。”2006年,帶著母親的囑咐,李升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男服務區管理照顧長期滯留在站的受助人員。
平時木訥少言的李升,在與受助人員打交道時判若兩人。“他每天一上班,就跟服務區的受助人員打一遍招呼,再聊上兩句。平時沒事兒了,也多是陪他們。收入不高,但他經常自掏腰包買水果和零食給受助人員;對行動不便的受助人員,他幫忙洗澡、洗漱,從沒一句怨言。”男服務管理區科長韓山鷹說,“受助人員的喜好、習慣,李升通常是站里最快掌握的人。”
付出換來信任,受助人員漸漸對李升卸掉防備,甚至開始主動傾訴。就在這些凌亂而隨機的傾訴中,李升用心捕捉到了幫助“無名氏”找回身份的關鍵信息。
武昌區吹笛派出所曾送來一名衣衫襤褸、口齒不清的流浪人員,除了自稱“楊建平”(音)、老家貴州外,其他信息一概不知。在男服務區生活期間,李升經常找他聊天,發現他喜歡吃橘子,便自掏腰包買來給他吃。十幾天相處下來,“楊建平”竟然主動與李升聊天,雖然道不明白,但每當談及家鄉時,“楊建平”總會淚流滿面。
“看見他流淚,我眼眶也紅了,心里著急,如果能幫助他找到家就好了。”李升說。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一天,李升像往常一樣查房,和“楊建平”多聊了幾句,對方突然說出“清鎮”兩個字。李升當即聯系服務管理科專職負責尋人的工作人員楊坤,告知這一線索。兩人利用網絡查到貴州省確實有個叫清鎮市的地方,并通過貴州當地的一個尋人群,發布了“楊建平”的相關信息。第二天,救助管理站便接到“楊建平”妹妹的電話。原來,“楊建平”叫楊思明,今年42歲。16歲時,因父親去世打擊過大,選擇離家出走。26年來,家里人一直沒有中斷過尋找。楊思明返程前,李升又自掏腰包給他買了一條新皮帶和一大袋橘子。
闊別26年回到家鄉的楊思明,在李升等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員的陪伴下走出貴陽火車站時,被焦急等候的一大家子男女老少團團圍住。
苦心鉆研,自創“尋人三大法寶”
“受助人員入站后的20-30天,是二次收集線索的黃金時期。”李升說,“因此,男服務區的工作也是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的重要一環。”他將為“無名氏”找家的過程比作破案。為了成功破案,他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傾注在長期滯留受助人員身上。
李升每天圍著受助人員轉,從家鄉風物聊到興趣愛好,從社會關系聊到記憶往事,仔細觀察他們的表情神態、動作習慣,記錄他們的只言片語甚至瘋言瘋語。終于等到對方開口說出關鍵詞,李升便與好搭檔楊坤一遍遍找地圖、比信息、打電話。“雖然經歷了無數次失敗,但只要能查清一人的身份,就是巨大的收獲。”李升說。
在這一過程中,李升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尋人三大法寶”:一本查詢日志、一份疑難人員登記簿和一個裝滿尋人啟事的盒子。
200多張尋人啟事,是李升從報紙、網絡及尋人親屬手中收集的。每一名被確定為“無名氏”的受助人員,李升都要和尋人啟事上的照片細細比對。方法簡單且有些笨拙,卻十分有效。2017年3月,一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被救助進站,工作人員百般問詢毫無結果,沒想到李升在翻閱自己的尋人啟事“數據庫”時,發現2016年的一份尋人啟事照片與該受助人員有些相像。救助管理站打去電話一問,果然正是尋人啟事上的人。
疑難人員登記簿記載著所有接受過救助的離站受助人員情況,不僅包括姓名、年齡、籍貫等基礎信息,就連男性受助人員身上的傷疤、胎記,也被李升細心地記錄拍攝下來。這些信息,在解決重復流浪時發揮了巨大作用,節省了救助尋人不少精力。
每天與滯留受助人員的聊天內容、查詢進程、心得和總結,被李升一筆一劃地寫進查詢日志里。不管記者隨便問起哪個案例,他都能快速準確地在日志中找到查詢經過的記錄。
點滴積累,量變引發質變。如今的李升,不但每月都能幫助幾名站內滯留人員找回身份,還通過自己組建或加入的尋人群,互通有無,幫助外地救助管理站甚至尋人親屬找人,被尋人群里的網友親切地喚作“李神探”。“今日頭條”還授予李升“尋人之星”稱號。
大愛擔當,榜樣力量形成漣漪效應
隨著越來越多“無名氏”找回身份、回到親人身邊,群眾的感謝信和錦旗、領導的批示和黨政機關的證書、社會的贊譽和肯定像雪花一般飛來。而李升認為,“自己做得還不夠,還要更加努力”。面對工作,李升就是有一股誰也拗不過的倔勁兒。
為增加知識儲備,他自學了心理學、醫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取得了助理社會工作師證;為更快發現線索,他鉆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理特征、風俗習慣和方言俚語等;他在連續值班48小時后,仍然會利用緊接的兩天休息時間,尋訪武漢大街小巷、近郊農村,不放過一絲線索;為應對突發狀況,他養成了在值班時和衣而睡的習慣,一有情況馬上行動;他的手機相冊里存滿了受助人員的照片,每每看到電視、聽到廣播里播放尋人啟事,他會立刻掏出手機比對,拍照或錄音。
李升家住黃陂區李家集街道,地處偏遠,離救助管理站更遠。他當班時會在早上4點半出發,7點到單位。一次,遇上大雪交通不便,他在當班前一天的中午11點就出發,步行23公里到黃陂縣坐大巴進城,晚上5點到救助管理站,夜宿站內。“這樣才不會耽誤第二天上班。”李升說,他不想浪費、錯過和受助人員交流的每一點時間、每一次機會和每一絲線索。
李升盡心盡責耕好“責任田”的作風影響帶動了救助管理站全體干部職工。“這也是武漢市救助管理站學許帥精神的成果和成效。我們在身邊找榜樣,努力成為講政治、有信仰,盡職責、有作為,善創新、敢擔當,有大愛、甘奉獻的民政人,傳承和發揚許帥精神。”武漢市救助管理站站長林小群說。
談到未來,李升想的還是讓更多“無名氏”回家。“我工資雖然不高,但不抽煙、不喝酒,生活簡單。妻子在小學教書,孩子由母親照看,家里沒什么負擔。我更要全身心好好工作嘍,幫助更多受助人員回家!”李升說完后突然想起了什么,拍拍腦袋,憨笑道,“我在縣城買了房,離單位近了,以后上班更方便了。”
(來源:中國社會報201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