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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邵培樟 梁美英
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漢暴發以來，影響全國，牽動人心。此次疫情屬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發生的突然性、演變的不確定性、處置的緊迫性和后果的不可預測性等特征，極大地挑戰了我國的應急治理能力。應急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決定和影響國家治理效能的關鍵。疫情的有效防控亟須高效的應急治理體系和配合有序的應急治理共同體，這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主導，也需要慈善組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
慈善組織參與應急治理，能有效彌補政府力量，提高突發事件應對效率。疫情紛繁復雜，單靠政府力量難以達到有序、高效的治理效果。慈善組織作為社會公益組織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民間性、志愿性、公共性、專業性和靈活性的特點，在物資籌集、社工專業服務、心理輔導等方面有優勢，其參與應急治理有助于構建多元共治的應急治理體系，緩解政府壓力。
疫情對慈善組織參與應急治理的挑戰
慈善組織作為以慈善為志業的組織體，參與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治理，乃其宗旨所在、使命使然，也是其價值體現。但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對慈善組織的應急能力提出了挑戰。
首先，疫情對慈善組織的專業性提出挑戰。我國慈善組織多次參與抗災救災，積累了不少應急處理經驗，但參與如此規模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尚屬首次。“與地震、洪澇等自然災害不同的是，疫情防控中，病毒是無形的存在，且具有強傳染性，僅僅依靠情懷和人海戰術注定無法取得預期效果，甚至事與愿違。”助力疫情防控，不僅需要熱情與善心，更需要理性和專業。
其次，疫情對慈善組織的公開性提出更高要求。在當下這樣的熱點公共事件中，公眾對慈善資源的募集和使用情況關注度極高，且對慈善領域的錯誤容忍度極低，這就要求慈善組織更加及時、準確地向公眾傳達和反饋慈善信息，接受監督。
最后，疫情對慈善組織的執行力提出挑戰。疫情防控具有緊迫性，物資的籌集發放必須體現一個快字，否則就會導致公眾對慈善組織的執行力質疑。
完善慈善組織參與應急治理的對策
提升自治性，增強參與應急治理的主體意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求社會治理主體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治理模式從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線性模式向合作共治的網狀模式轉變。首先，政府對慈善組織應由控制轉為引導，從組織變為監督，給予慈善組織更多自主權，提高其參與應急治理的積極性。其次，明確政府是應急治理的主導力量，慈善組織作為重要的補充力量，應當尋找政府未能或尚未顧及的應急事項及時補位，如關注醫護人員及其家屬、深入社區開展疫情防控宣傳、關懷困難群體關懷、疫后心理重建等。
增強透明度，完善信息公開與監督機制。突發事件的公開募捐活動應當有更嚴格的信息公開要求。其一，救災資金、物資的管理使用情況要定期公開，重要事項應當隨時公開，建議慈善組織每天通過網絡自媒體公布截至前一天的捐贈款物接收和撥付情況。其二，公開的內容應包括捐贈款物的數量、類別、去向、用途等，每一筆捐贈款物的明細都應有據可查，捐贈物資的去向更是不能含糊。其三，慈善組織應主動接受社會各方面的監督，及時回應相關質疑，澄清誤解、擊破謠言，與輿論形成良性互動。其四，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對慈善組織形成行政監管、社會監督、司法監督和行業監督的有效閉環。
注重協同性，構建“內合外聯”的應急治理協同合作機制。面對疫情，任何部門或組織“單兵作戰”，都會面臨信息不暢、人員不足、專業欠缺、效率低下等困境。應當向“聯防聯控”模式轉變，建立應急治理協同合作機制。一方面，加強慈善組織間的內部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增強協同性，避免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行動無序和資源利用的“旱澇不均”，實現慈善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另一方面，暢通慈善組織與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基層組織等外部組織的聯系，在政府的整體調度下發揮各自的功能，形成一套快速反應、高效行動的應急治理完整架構和順暢流程。
追求專業性，提高參與應急治理的專業程度。一是充分動員民間力量，利用專業人士的特長破解疫情防控的專業性障礙。浙江省慈善聯合總會發起的“愛心馳援、共抗疫情”項目由政府、慈善組織和志愿者共同建立的籌款、物資、翻譯、醫療器械鑒別、國際物流、國內物流等9個專項小組組成，分別利用自身專業優勢開展行動，取得了良好效果。二是注重人才培養，加強對工作人員和志愿者的培訓，使其具備參與應急治理的良好素質與較強技能，提高其應對突發事件的處理水平和救援效率。三是加強整體部署規劃，適時調整服務方向，在優勢領域發揮作用。疫情防控是場人民戰爭，隨著戰斗的推進，慈善組織應適時重新評估社會需求并做出有效調整。如前一階段主要是募集資金和發放物資，疫情整體得到控制后，疫后心理重建、疫病宣防、疫后困難群體關懷等方面更需要也更適宜慈善組織的介入。(作者單位：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法政分院)
(來源：中國社會報20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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