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中國正處于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之前相對封閉和靜止的村莊變得開放而流動,大量年輕人不僅進城務工經商而且開始在城市安家立足。農村老年人缺少城市就業機會,他們不愿與子女到城市一起生活,大多選擇留村務農養老,因此,以家庭為主的農村養老遭遇困境。
在無法實現家庭養老的情況下,機構養老成為主要替代。新中國對無子女贍養的孤寡老人實行“五?!敝贫?,“五保”分為散養與集中供養兩種,集中供養就是由鄉鎮敬老院供養孤寡老人。敬老院是由政府舉辦的,不收取費用,只針對特困人群;一般農戶家庭的老人要想進入機構養老往往只能進民辦養老院、托老所。這些民辦養老院、托老所需要收取相對農戶家庭收入而言較高的托老費,因此,雖然國家鼓勵發展民辦養老,但實際上民辦養老發展并不順利。
近年來,以河北省邯鄲市肥鄉縣為代表的農村互助養老浮出水面,互助幸福院模式正在全國推廣。
互助養老的基本理念是由低齡老年人照顧高齡老年人,由身體好的老年人照顧身體弱的老年人,通過“代際接力”方式完成互助養老。
當前中國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老年人大多留守農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身體健康,具有生產能力,他們有住房,有耕地,可用有限時間完成農業生產,經營房前屋后庭院經濟,撈魚摸蝦,既有農業收入,又有勞動樂趣,還有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還有大量閑暇時間。因此,文化活動和社會交往是農村老年人剛需。還有一部分老年人雖然不再從事生產勞動卻仍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只有很少一部分老年人生活不能處理,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在當前農村,只要生活能夠自理,老年人狀況就會很好,甚至很多農村老年人將60歲以后的生活稱作人生第二春。他們一生從來沒有現在這么輕松舒服。父母已去世,子女已成家,勞動收入足以保證較高生活質量,大量閑暇時間完全自由支配。四季分明的春種秋收構成了人生節奏,寧靜舒緩的生活符合老年人心理生理特點。很多負擔不重的低齡老年人樂于關心鄰里,幫助弱者。他們有很強的組織村莊社會文化活動的積極性,是組織老年人活動的積極分子。他們希望通過志愿無償服務來發揮余熱,做一個有用的受人尊敬的人。農村真正困難的是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
河北肥鄉互助幸福院就是通過國家獎補,集體投入,在村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建起的,由村莊低齡老年人幫助高齡老年人,身體好的老年人照顧身體弱的老年人如此便可以在村莊熟人社會形成以互惠為主的互助養老。
最重要的是,高齡老年人受到低齡老年人照料,度過幸福晚年生活,照顧高齡老年人的低齡老年人可以預期將來可以獲得照顧的回報,過上幸福老年生活。這樣就形成了老年人互助的代際接力。
一般來講,完成互助養老代際接力的互助技術有三種模式,即志愿服務、低償服務、時間銀行。這三種模式都介于家庭養老和市場化的機構養老之間,主要是利用村莊低齡老年人閑暇時間照顧村莊高齡老年人,從而換取將來高齡時的被照顧。甚至低齡老年人利用閑暇照顧高齡老年人,因此覺得自己是有用的,幫助老大哥老大姐,做了有意義的事情,這樣的志愿服務往往不求回報。
簡單地說,如果志愿服務、低償服務、時間銀行三種模式能運轉起來,村莊互助養老就將極大地解決農村養老問題。中國就將有一個低成本高幸福指數的應對老齡化的方案。
不過,在目前的現實中,互助養老實踐卻沒有那么樂觀,以肥鄉互助幸福院模式的推廣為例,全國大部分地區推廣效果都不好,主要是難以堅持。脫離村莊,互助養老“時間銀行”就更難持久。
全國推廣農村互助養老成效不良難以堅持,關鍵是過于注重互助養老技術,忽視了互助養老的核心是村莊相互熟悉、信任。任何一項互助養老技術的運轉都是要有成本的,或者說都是有摩擦力的,只有當村莊具有強烈自己人意識,有高度相互信任,或者有足夠社會資本,互助養老技術的運轉才有潤滑劑,互助養老才容易持久而健康運行。村莊社會資本大幅度降低了互助養老的組織成本、交易成本,才可以在村莊實現低齡老年人照料高齡老年人的代際接力。
因此,村莊互助養老的核心不是要借用各種精巧的互助養老技術(志愿服務、低償服務、時間銀行),而是要進行村莊社會建設文化建設,要建設村莊。老年人在村莊舞臺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獲得社會意義,正是村莊舞臺讓老年人感受到自己不僅生理上活著而且社會上活著和文化上活著,能在村莊追求生活的體面與尊嚴,這是理想的養老,是可以實現的。
當前農村養老政策實踐和理論研究大都過于關注養老技術,不討論降低養老機構成本的辦法,不討論村莊社會資本對互助養老技術運轉的潤滑作用,忽視養老技術運轉的環境條件,村莊互助養老就找不到出路。當前中國存在著村莊熟人社會,有村社集體經濟,每個農戶都有自己的宅基地住房和承包地,村莊是每個人的鄉愁與歸宿,通過村莊建設就可以為農村互助養老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鄉村振興的一個重點是為農村互助養老提供基礎條件,以使得各種互助養老技術可以在村莊良性運轉。
農村互助養老可以開辟低成本高質量、既不脫離自然又不脫離社會的中國式農村養老模式。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社區報202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