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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城鄉社區更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力量

時間:2020-05-23   瀏覽量:128 次  來源:中國社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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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周 亮

  習近平總書記對社區工作者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保障群眾生活戰“疫”進程中的辛苦付出予以高度肯定。在新形勢下,如何更好地開展社區防控常態化工作,進一步加強城鄉社區治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進行了認真調研,提出真知灼見。

  加強應急情況下社區力量整合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鎮市珠山區新村街道梨樹園社區黨支部書記余梅身處戰“疫”一線,今年的全國兩會,她提交了一份制訂社區應急管理條例的建議,以規范物業管理與社區服務保障之間的關系,這也是源于她在疫情期間的所思、所想、所悟。

  疫情期間,余梅發現社區和物業在應急情況下的協作存在問題。比如,封閉管理僅靠社區工作人員難以應對,必須聯合物業才可能做到感染篩查全覆蓋、隔離措施不遺漏。她建議,適當補償或獎勵物業在應急狀態下投入的人力物力等資源;授權社區在應急狀態下征用或調用物業財物;建立社區與物業聯系機制,對物業工作人員開展常態化應急培訓。

  余梅表示:“社區應急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專家學者以及一線工作人員共同商議相關機制的設立,可以將各行各業的應急經驗和教訓總結出來。這樣形成的社區應急管理條例應該是管用、好用、常用的。”

  全國人大代表李秀香是江西財經大學環境與貿易研究中心主任,疫情期間她到社區報到,為居民提供志愿服務。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調查研究,她建議,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形勢下,加快建設社區資源銜接機制,為社區提供應急物資保障。同時,完善人力調配機制,把社區工作人員、轄區黨員干部、志愿者等整合起來,構建優勢互補的格局,確保應對突發事件的人員支持。

  既建立下沉機制又拓展上升空間

  疫情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漢市第二輕工業學校數控中心主任禹誠,下沉到武漢市洪山區愛家國際社區工作。3個多月的一線經歷讓她認識到,提高社區工作人員服務能力,對全面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至關重要。

  從社區撤回后,禹誠向社區工作人員發放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人員待遇、信息化水平、辦公條件、工作方法是問卷參與者認為急需改善的四大問題。在社區工作人員能力提升問題中,56.7%的參與者勾選了專業素養和能力,52%選擇了加強心理素質。在走訪社區時,也有不少社區工作人員當面向禹誠吐槽:很多培訓停留在文件上。

  禹誠把搜集到的案例和意見整理成自己的建議:建立下沉社區長效機制,從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中,調整一批50-60歲、管理能力強、服務意識好、服務素養高的干部到社區擔任第一書記,當好領頭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心理疏導支援,著重提升社區工作人員服務意識、干事創業能力;設立星級網格員評選并給予獎勵,激發社區工作人員活力等。

  下沉社區參與抗擊疫情的經歷,同樣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厲莉的寶貴財富。在與社區群眾、工作人員深入細致交流后,厲莉建議盡快修訂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以適應新時代社區治理的現實需要。她特別強調,修法時應著重在加強社區工作制度保障和人才建設方面予以關注。“只有在法律中加強對社區工作者的能力培養和履職保障,才能引導更多有才華、有創意、有實干能力的優秀人才投身社區工作。”厲莉說。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漓渚鎮棠棣村黨總支書記劉建明準備了加強村干部隊伍建設等建議。去年,山清水秀、民風淳樸的棠棣村吸引了10多萬名游客,村集體資產越來越厚,村民人均收入超過8.5萬元。村子發展越快,對人才的需求越迫切。但當前,村級組織人手少、事情多、責任大,考核問責多、獎勵激勵少。村干部隊伍普遍存在年齡結構老化、學歷結構偏低等問題,跟不上信息化步伐,優秀年輕人才又引不進、留不住。

  劉建明建議,應重視村干部隊伍建設問題,拓展村干部上升空間,建立健全從優秀村干部中選拔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的制度,開拓優秀村干部晉升渠道,對獲省級以上榮譽的村干部,給予榮譽激勵;加強村干部教育培訓,選拔到區鎮兩級相關部門掛職,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村干部隊伍。

  回歸到服務群眾的本位中去

  厲莉認為,構建現代型熟人社會,增強鄰里之間的溝通了解,對提升社區治理能力也至關重要。她建議通過完善立法,優化制度設計,創新實踐路徑,提供履職保障,提升群眾的社區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她說,要特別重視發揮中老年群體的作用。“這一群體往往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處世智慧,身心特點以及時間精力特別適合在基層群眾自治方面發揮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淄博市雙楊鎮趙瓦村黨委書記李久存,向記者介紹他們村的群眾自治經驗:自2004年開始,每屆村委會換屆時,都會征集村民代表意見,結合法律條文對舊的村規民約更新完善,與時俱進,再通過村民代表大會舉手表決通過。17年來,村規民約已經內化為群眾的自我規范和選擇。

  李久存認為,基層群眾自治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讓村(居)委會回歸群眾自治組織本質,是基層社會治理需要重視的問題。他建議,通過簡化行政審批程序、統籌減少對基層的督導檢查、加強治理“社區萬能章”政策落實等措施,切實為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松綁”,讓他們回歸到服務群眾的本位中去。

  (來源:中國社會報20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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