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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王佃利
今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湖北省武漢市考察時強調：“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在風險社會理論下審視城市，如此復雜的巨型系統中可能會直面更多未知的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已在客觀上敲響了關注城市生命體安全的現實警鐘。尤其是對于城市化水平已經突破60%的中國社會而言，城市不再僅僅是某種空間類型名詞，更是關乎國家總體安全的關鍵板塊。探討如何進一步扎好城市生命的制度“防洪堤”，是疫情防控后半場要審慎思考的重要命題之一，也是提升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
韌性社區是提升城市生命體風險應對能力的基礎節點
作為統一的“生命體”，城市由無數社區組成。社區關乎城市運行的整體效能，韌性社區的建設則是助力城市生命體抵御風險、增長自我恢復機能的基礎節點。所謂韌性社區，就是要求社區具備從災害中自我恢復的社區韌性，這是一種基于動態視角下的能力建構命題。
相較于一般社區而言，韌性社區的最大特點在于，能夠在不同的疫情階段發揮著差異化的守護性功能：在疫情早期是緩和沖擊、避免社會失序的“吸能單元”，而在疫情后半場是助力城市功能復蘇的“活力單元”。
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代表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突然爆發、波及面廣、影響跨度長等顯著特點，常會誘發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失序困境。而通過韌性社區的建設，能夠為城市生命體在遭遇重大風險時提供具有相當大的緩沖空間。
在疫情發生初期，數量眾多的韌性社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于社會秩序的沖擊。作為吸收疫情“余震”的空間構成單元，它能夠將疫情期間城市功能的衰減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從而避免社會秩序的失序和混亂。
在疫情漸緩、復工復產逐漸提上日程的抗疫下半場，韌性社區則需要在城市功能復蘇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成為助力社會秩序恢復、提升城市活力的“彈性單元”。正是基于這種“消解壓力——釋放彈力”的過程，韌性社區能夠成為提升城市生命體風險應對能力的基礎節點。
抗疫實踐為韌性社區建設上了一堂“實操課”
疫情防控的結果不應單取決于疫情的平復進展，更應是以扭轉社會失序、重拾城市生命體活力為標志。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不僅提高了公眾對于城市生命體的風險認知，更為韌性社區建設上了一堂生動的“實操課”。
韌性社區本質上屬于學習型社區，其韌性強度、反應速度、應對效能等應在經歷風險事件后得到不斷增強。我國既有的抗疫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數量眾多、規模各異的城市社區，以何種方式嵌入到黨政領導下的整體動員模式的現實命題，且已經從風險緩沖、風險控制、功能恢復等多個環節呈現出韌性社區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3月29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我國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盡管這標志著社區所肩負的治理壓力高峰成為過去，但依然要面臨境外防控的巨大風險。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關鍵節點，亦需要審慎總結既有抗疫經驗、持續推進韌性社區建設。除設施韌性、情感韌性、制度韌性、個體韌性等長期建設內容，從這一角度看，近期高強度、大范圍的疫情防控實踐，無疑是反思、優化基層社區建設的重要契機。
我國韌性社區建設尚存在若干問題亟須應對
在疫情尚未結束的當下，我國韌性社區建設尚存在若干問題亟須加以應對：
一是適當疏解公眾長期的緊張情緒。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發生，在為城市運行暫時按下“暫停鍵”的同時，也造成了公眾心理普遍存在的長期緊張情緒。在本土疫情防治壓力逐漸舒緩的同時，公眾緊張情緒的疏解問題也應逐漸提上日程。尤其針對武漢等疫情重點地區在內的眾多社區，應采取有組織的政策行動對于公眾情緒疏導具有重大意義。
二是堅持以命運共同體意識指導韌性社區建設。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快速蔓延，輸入性風險持續增加。北、上、廣、深等國際性城市，在面臨輸入風險的同時，其區域內大量在華居留的外籍人士時刻考驗著基層社區治理能力。堅持命運共同體意識，已成為全球戰“疫”背景下韌性社區建設的必然要求。
三是探索增強社區“持久彈性”的制度設計。由于疫情發生的突然性，基層社區工作人員在疫情防控初期承擔了大量高強度的工作，已初現疲態。在疫情趨勢向好、復工復產進程不斷加快的當下，需要更積極的政策設計來保障社區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從而助力城市生命體功能的恢復進程。(作者單位為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區報2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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