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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十年來，兒童福利工作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傳統兒童福利實現提標擴面，國家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開啟新征程。值此時間節點，提煉6個關鍵詞，透視十年來兒童福利工作發展。
兒童主任與兒童督導員
“兒童主任”最早被稱為“兒童福利主任”——這個稱謂是在2010年中國兒童福利示范項目啟動會上提出的。那一年，民政部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公益研究院合作開展中國兒童福利示范項目，項目在山西、河南、四川、云南、新疆五省(區)12縣的120個村開展試點。為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兒童福利遞送，項目提出在村里設立一名負責人，有人提議：“負責婦女工作的稱為婦女主任，負責兒童福利工作的可以稱為兒童福利主任。”
當時，兒童福利主任大多由熱愛兒童工作的本地中青年女性擔任，職責包括建立兒童信息臺賬、開展各種活動、入戶走訪、解決困難等。兒童福利主任招聘由村委會負責篩選，縣級對候選人進行信息審核。兒童福利主任的成功實踐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據，此后，民政部將“在村中設立服務于兒童的工作崗位”納入了對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加強關愛保護的相關政策中。
2013年，民政部啟動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建設試點工作，“兒童福利督導員”由此誕生。在浙江海寧，建立了由村(社區)工作人員兼職的兒童福利督導員隊伍，其職責分為兩部分：規定動作即走訪督導，自選動作即開展活動。在江蘇張家港，兒童福利督導員同樣由村(社區)工作人員兼任，職責為摸底調查、監測監管、提供信息，組織活動等則由社會組織提供。
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村(居)民委員會要設立由村(居)民委員會委員、大學生村官或者專業社會工作者等擔(兼)任的兒童福利督導員或兒童權利監察員，負責困境兒童保障政策宣傳和日常工作，通過全面排查、定期走訪及時掌握困境兒童家庭、監護、就學等基本情況，指導監督家庭依法履行撫養義務和監護職責，并通過村(居)民委員會向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進行報告。
彼時，兒童福利主任或兒童福利督導員的職責定位并不十分明晰，他們所開展的工作兼有福利、服務、救助的性質。2019年民政部兒童福利司成立后，其職責定位逐漸明晰。
2019年5月，民政部等10部門出臺《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特別提出要求村(居)民委員會一級設立兒童主任，鄉鎮(街道)一級設立兒童督導員，并分別明確了崗位職責。早在2017年，民政部就開始在全國大力推進基層兒童工作隊伍建設，《意見》出臺后，各地進一步加快了基層兒童工作隊伍建設。
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配備鄉鎮(街道)兒童督導員5.5萬名，村(居)兒童主任66.7萬名，這支隊伍成為關愛保護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等未成年人的主力軍。
國家監護“入法”
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面臨的問題復雜多樣，兒童遭受不法侵害、監護人不依法履行監護責任或監護不當、監護缺失情況時有發生，為探討解決這些問題，2013年、2014年，民政部分兩批先后在98個地區300個市縣，依托救助管理機構開展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工作，探索建立“以家庭監護為基礎，以社會監督為保障，以國家監護為補充”的監護制度。但在工作實踐中，未成年人監護權的撤銷轉移一直是個難題。盡管1986年出臺的《民法通則》和2006年修訂的未保法都對此作出了規定，但是由于“什么情況下可以提起剝奪監護權訴訟、誰來提起訴訟、誰來監護”不清晰，全國尚沒有剝奪監護權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印發《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建立了未成年人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銜接機制，明確了剝奪監護權的7種情況，同時提出：民政部門應當設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對因受到監護侵害進入機構的未成年人承擔臨時監護責任，必要時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意見》出臺15天后，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民政局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訴訟立案，最終使一個遭受侵害的孩子徹底擺脫困境。
個案固然具有典型意義，但更廣泛、更深層的問題解決則需要頂層設計的支持。2016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農村留守兒童監護干預提出了要求。當年11月，針對部分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無人監護、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無監護能力、失學輟學、無戶籍等現實問題，民政部會同7部門啟動了農村留守兒童“合力監護、相伴成長”關愛保護專項行動，幫助落實家庭監護、強制報告、落戶登記、控輟保學等責任。
2017年3月，民政行業標準《受監護侵害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指引》實施，為各地依法規范開展受監護侵害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提供了指導。同年6月，全國首例由民政機構提起的異地撤銷監護人資格案件在安徽省蚌埠市宣判，一位8歲女童終于擺脫了被脅迫盜竊的生活方式。截至2017年底，“合力監護、相伴成長”關愛保護專項行動共幫助78萬名無人監護農村留守兒童得到有效監護，為18萬名無戶籍農村留守兒童登記落戶，幫助1.7萬名農村留守兒童返校復學，批評教育失職父母9.1萬人，治安管理處罰282人，依法追究失職父母刑事責任16人，依法撤銷失職父母監護權案例17個，基本杜絕農村留守兒童無人監護現象，有效提升了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監護質量。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當父母或監護人因隔離或防疫工作無法履行撫養義務和監護職責時，孩子應該得到哪些幫助?民政部提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兒童救助保護工作方案》，疫情期間經全國排查，共有15個省份發現報告并救助保護了393名因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兒童。這些經驗做法也為隨后出臺的民法典和新修訂的未保法提供了借鑒。
這一年，隨著民法典制定、未保法修訂，國家監護被以法律形式明確下來，民政部門的兜底責任同樣進行了明確。民法典總則中對監護設立專節進行規定，構建了以家庭監護為基礎、社會監護為補充、國家監護為兜底的監護制度。新修訂的未保法在政府保護專章中，明確了民政部門依法對未成年人進行臨時監護和長期監護的具體情形，同時規定了“委托監護、家庭寄養、監護及收養評估、未成年人保護熱線”等一系列保護措施，對政府保護提出了更加清晰明確、更加專業化的要求。
“百場宣講進工地”活動
為了增加家庭收入，白廣峰常年在外務工，9歲的女兒和奶奶生活在河北省涿鹿縣老家。收入是增加了，但與女兒的溝通成了他一塊心病。“孩子跟我越來越不親近，遇到事不愿意跟我說，我也不知道這么大的孩子心里想的都是啥。”
2021年12月，白廣峰所在的項目部舉辦了一場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百場宣講進工地”活動。“好幾位平時在電視上才能見到的專家，給我和工友們詳細講解了未成年人保護法，教我們這些長期在外的家長怎么關心、保護家中的孩子。我第一次意識到，當爸爸也是一門學問，不是只要每月寄錢回家、過年買禮物就夠了，更要關心孩子的內心。”
如今，與女兒相處時白廣峰有了很大的變化：女兒不喜歡吃雞蛋，他想辦法做成雞蛋蔬菜餅;不能回家時，他會盡量抽時間與孩子通電話，問問學校的生活、家里的情況，聊聊她的開心事、煩心事。女兒說爸爸變了，除了關心她吃得好不好、學得怎么樣，還關心她在學校的點點滴滴，父女間的聊天也有了許多新話題。
為白廣峰帶來改變的是已經舉辦5年的“百場宣講進工地”活動。2018年4月24日，由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民政部、中國建筑集團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百場宣講進工地”活動正式啟動。活動以中建集團建筑工地為主陣地、以外出務工人員為主要對象，專家學者圍繞家庭監護、親情溝通、安全自護等，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巡回宣講，把農村留守兒童相關政策和關愛技能送進建筑工地、送到外出務工人員身邊。
2019年，在總結“百場宣講進工地”等活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民政部、國資委、全國工商聯等6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進一步加強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推動勞動密集型企業切實做好廣大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工作。
今年兒童節前夕，“喜迎二十大 同心護未來”你我都是未成年人的保護者“云簽名”暨2022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百場宣講進工地”活動開啟，線上線下20余萬人次進行了簽名承諾。活動開展5年來，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累計900余萬人次參與，社會影響力不斷提升，有效地推動了全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活動品牌化。
事實無人撫養兒童
2019年7月，隨著《關于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出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概念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但這個群體或許并不陌生，他們曾經被稱為“事實孤兒”。他們雖然有父母，但父母因服刑、患病、殘疾、失蹤等沒有盡撫養之責，大都處于生存、發展的多重困境。國家通過低保、臨時救助、建檔立卡等對這樣的孩子進行關愛、幫扶。如2014年安徽省將父母一方被強制戒毒、正在服刑、患精神疾病、二級以上重度殘疾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另一方失蹤、棄養等情況而導致的事實無人撫養的兒童納為基本生活保障對象。2018年，江蘇省泰興市出臺文件，明確了“事實孤兒”的范圍，細化相關部門職責，為“事實孤兒”學習生活提供便利。
2019年，民政部兒童福利司成立后，創新困境兒童分類保障。首先，對事實無人撫養兒童進行了明晰界定：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均符合重殘、重病、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聯情形之一的兒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另一方符合重殘、重病、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聯情形之一的兒童。其次，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將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納入兒童福利保障體系，為其發放基本生活補貼。這個文件的出臺，填補了兒童福利領域制度的空白，是新時代兒童福利工作的一次重要政策創新。
政策合力、部門聯動，給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帶來了極大變化：生活保障標準參照散居孤兒，進一步提高;此前，由于隔代撫養委托監護，監護職責沒法完全、正確履行，現在，孩子們得到有效的監護。
2020年年底，民政部會同相關部門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有關工作的通知》，拓展了保障對象范圍，補充增加被撤銷監護資格、被遣送(驅逐)出境兩種情形;同在優化父母失聯認定程序、加強監護指導等方面進行了規定。截至2021年底，我國共有31.4萬事實無人撫養兒童。
兒童福利機構優化提質
和創新轉型
10年來，兒童福利機構在服務方式、養育方式上發生了轉變。兒童福利機構優化提質和創新轉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兒童福利機構養育方式進行的一次重大優化調整。
2012年，全國共有孤兒57萬人，其中，兒童福利機構集中供養孤兒9.5萬人，隨其他親屬共同生活的社會散居孤兒47.5萬人;注冊登記的獨立兒童福利機構463個，床位7.7萬張。面臨著兒童福利床位總量不足，不能滿足實際需求的問題，養育條件亟待完善。
“十一五”期間，我國基本實現了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都擁有獨立的兒童福利機構或在當地社會福利機構中設有相對獨立的兒童部。2014年新一輪“藍天計劃”啟動，著力推進縣級兒童福利機構建設。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兒童福利機構床位數穩定在9萬張。
與此同時，孤兒的數量及其服務需求發生了極大改變。一方面，我國孤兒總數大幅下降，2021年全國孤兒19萬人，其中集中供養孤兒5.9萬人，兒童福利機構出現資源閑置。另一方面，集中養育的孤兒90%為重病重殘，醫療、康復、特教、社會工作等方面的專業服務需求十分迫切，專業水平亟需提升。
2019年，民政部兒童福利司成立后，著手推進區域性養育工作。在地市一級，打造1-2個集“養治教康”于一體的區域性兒童福利機構，集中養育本區域內的孤棄兒童。縣一級養育條件欠佳的兒童福利機構可將其孤棄兒童向地市級兒童福利機構轉移，同時與縣級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進行人員、資源整合，建立兒童保護和福利指導中心，面向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做好指導、摸排、探訪、幫扶、照料服務等工作。
2020年，民法典和新修訂的未保法賦予民政部門更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拓展到了全體未成年人，亟需盡快提高基層機構保障能力。
2021年5月，民政部等14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兒童福利機構優化提質和創新轉型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意見要求，“十四五”期間，省、市兩級兒童福利機構優化提質，實現兒童養育、醫療、康復、教育、社會工作一體化發展，縣級兒童福利機構轉型為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改革涉及336家市級以上兒童福利機構、881家縣級兒童福利機構，到2025年，兒童福利機構優化提質和創新轉型工作將全面完成，兒童福利機構高質量發展態勢將不斷鞏固。
零感染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來襲。兒童福利機構內養育的兒童大多患有嚴重的基礎性疾病，其中重病重殘兒童占機構內兒童總量的90%，這些兒童一旦被感染，后果不堪設想。
1月27日，民政部印發了《兒童福利領域服務機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一版)》，要求各級兒童福利機構和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成立防控領導小組、制訂防控應急預案、落實10項防控具體措施，并實行封閉式管理。在后來的疫情防控中，跟進修訂《兒童福利領域服務機構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指南》《所在設區的市級行政區域出現本土確診病例的兒童福利領域服務機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同時創新工作方法，督促指導各地抓落實：分片聯系指導相關省份做好防控工作，利用微信視頻對兒童福利服務機構疫情防控工作開展“隨機抽、遠程查”，利用在線視頻會議平臺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培訓。
如何保障孩子的安全健康、如何把疫情的影響降到最低，離不開政策創制和工作創新，更離不開兒童工作者心懷大愛的辛勤與付出。
2020年疫情暴發之初，武漢市兒童福利院立即采取了封閉運行。為了保證患有地中海貧血的兒童按時輸血，他們協調醫院為孩子重開兒科;為了封閉在老樓的孩子們不耽誤學習，他們牽網線、協調電腦，全力保障孩子復課……原本360多人三班倒完成的服務，全靠24小時在院在崗的190人完成，313名在院兒童得到了比往常更加無微不至的照顧與呵護。
2021年7月，南京疫情防控形勢嚴峻，江寧區未保中心對轄區內散居孤兒和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疫情期間生活需求進行摸排后形成需求菜單，制定幫扶措施，同時鏈接學校社工、心理咨詢師等資源，及時掌握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生活動態，給予其物質、精神和心理上的關懷。
截至目前，全國998家兒童福利機構、2425家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收留撫養的兒童實現零感染，12.1萬名社會散居孤兒實現零感染。
來源：《中國民政》雜志
記者：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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